愛的遺憾‧恨的遺憾——魏德聖的彩虹
愛的遺憾‧恨的遺憾——魏德聖的彩虹
聽說魏德聖導演的新片「賽德克‧巴萊」已經殺青，令人好期待二○一一年的正式上映。他曾在媒體訪問中說過：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不僅給台灣留下了「恨的遺憾」而且也造成了「愛的遺憾」，「海角七號」是有關愛情，「賽德克‧巴萊」則是有關仇恨的電影，把兩者放在一起，才能呈現出殖民統治對台灣社會的整體影響。 眾所周知，魏導早在一九九七年就開始策劃了「賽德克‧巴萊」。當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，台灣電視台報導原住民向政府要求「還我土地」的消息。原住民要尋回民族尊嚴的精神使魏導敬佩。他研究霧社事件，寫出了「賽德克‧巴萊」的腳本。但是籌集資金不容易，加上大家都說「關於日治的電影不賣座」。為了證明自己靈感之正確，他先著手於成本比較低，且一樣有關日治的影片，那就是「海角七號」。 「海角七號」在台灣電影史上創造了許多方面的突破。我特別佩服該片為原住民塑造了很正面的形象。誰忘得了傷感的歐拉朗（「我想唱歌」）和熱情的勞馬（「她是我的魯凱公主」）？何況他們的職業是警察。以往在台灣電影裡，原住民的角色不是「老莫的第二個春天」中外省老兵花錢買的新娘，就是在「超級公民」裡被槍斃的殺人犯。要追溯到日治時代，就是「沙鴦之鐘」裡送行日本老師出征的路上落水喪命的「番婦」了。沙鴦送行的老師其實也是警察，因為當年在山地管治安的日本警察兼任了管教化的學校老師。總之，在我過去的印象中，台灣電影裡的原住民似乎只有被教化、管治、收購、逮捕、槍斃的份兒，不是被瞧不起，就是被同情的。所以「海角七號」真教我大開眼界了。原來，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社會，有會操流利國語、台語的原住民警察，向漢人郵差（實際上由阿美族血統的范逸臣飾演）罰款，因為他「顯得特別倒楣」。丹耐夫正若和民雄，兩位排灣族音樂家飾演的警察父子，可以說是台灣原住民形象的紀念碑。 關於「海角七號」的背景，魏導也說過，他要選擇「一看就知道是台灣」的地方。他選的不是台北也不是台南，居然是屏東縣恆春鎮。在影片開頭，主人翁阿嘉罵了一聲台北，摔了一把吉他，騎上摩托車縱貫台灣，最後抵達的家鄉，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無疑是圍牆。那是一八七九年竣工的中式城牆，建設的目的不外是防禦日本軍隊進攻，因為早五年發生的牡丹社事件中，西鄉從道率領的三千多名日本士兵登陸恆春半島，跟當年琅嶠十八社中的牡丹社、高士佛社族人交了火。本來公然道「生番地不載版圖」的清政府，終於認識到事情之嚴重性，由欽差大臣沈保楨奏請朝廷在戰場附近設置的縣府，就是阿嘉的家鄉恆春鎮。台灣電影歷史上最賣座的作品，既圍繞著台日戀情，又以牡丹社事件場地為背景，導演的用意實在不簡單了。 今天，據人口統計，恆春鎮居民大多數為漢人。但是，開十幾分鐘的車去鄰近的牡丹鄉，原住民人口就超過九成。我前些時做了一趟「海角七號之旅」，出乎預料之外，在牡丹鄉村門邊看到了十八幅剛揭幕不久的大壁畫，用鮮豔的色彩描繪著牡丹社事件的始末。旁邊還有當年被日軍殺害的牡丹社頭目阿祿古之塑像。顯而易見，一百多年前的歷史事件，在當地，仍然是活生生的社區記憶。路邊手工藝品店的老闆娘自我介紹說是「頭目第四代直系的公主」。她的膚色、體格都彷彿影片裡的警察父子，也不足為奇了，畢竟大家都是排灣族。但是，誰會想到，鋪子中間竟擺著日本製造河合牌大鋼琴，屬於正在德國音樂大學進修的她小兒子（「大兒子在台南做醫生，女兒嫁給瑞典人了」）？謝謝「海角七號」，教我刮目相看台灣原住民的生活現實。 一心想要拍「賽德克‧巴萊」的魏德聖，為了籌集資金而策劃的「海角七號」，果然一點也不缺乏原住民文化因素。例如，影片裡重複出現的彩虹（每次都暗示連接兩個不同的時代），隱約地引用著原住民神話。據「賽德克‧巴萊」小說本，賽德克人等台灣原住民族相信，只有勇士才能通過彩虹橋去見祖靈。 「海角七號」中，從日本寄來的包裹上寫的收信人是「台灣恆春郡海角七番地小島友子樣」。但是，很奇怪，當地老郵差茂伯對這個地址和人名都沒有印象。他和阿嘉去到處訊問，也沒人知道「海角七番地」在哪裡，教人懷疑這地址是否真正存在過。最後，明珠把她祖母的地址寫下來，由友子轉交給阿嘉。囑咐他去送包裹的友子，把原住民手工的「勇士之珠」給阿嘉戴上，同時天空上出現一道完整的彩虹。也就是說，阿嘉跨越時空去見祖靈的條件成熟了。果然，他騎的摩托車，在草原上路過一九四五年的日本老師。送好了包裹後，阿嘉不直接回音樂會場地，反之去漁港一個人坐一會兒，在堤防上凝視著五線譜，把歌名〈國境之南〉改寫為〈海角七號〉。那應是一種正名行為。原來，電影片名「海角七號」並不是日治時代舊地址，而是阿嘉創作的歌曲名稱。他給（被日本老師放棄的）老友子遞送了信件，意味著代表台灣的年輕一代和鄉土的歷史達成了和解。之後，回到音樂會場地的阿嘉，不再是被「他媽的台北」否定的失敗者而是鄉土的勇士了。他在台灣最南端的沙灘上抱住友子，說出那句「留下來，或者我跟你走」。 關於阿嘉帶領的彩虹樂隊演奏的三首歌所起的感情淨化、療傷作用，我在別的地方已經寫過，不再重複了。在這裡，僅只要強調：音樂會場面感動觀眾的極大力量，主要來自台灣原住民神話。樂隊成員們跟阿嘉一樣，戴上了原住民傳統的琉璃珠以後才變得很勇敢，站到舞台前邊來唱自己的歌兒的。他們擺脫沉默伴奏者之地位，要集體擔任主唱了。原住民文化是台灣社會的起源，以具體行為表現出對其的認同與尊敬後，方可能理直氣壯地宣布自己也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主人，擁有唱歌的權利。 電影最後，我們終於看到一九四五年的小島友子穿著一身潔白的洋服，領著笨重的大皮箱，站在台灣最北端基隆碼頭，尋找日本戀人的鏡頭。她的一雙眼睛表達著很多事情，嘴巴卻一直閉著不出聲。然後，畫面突然切換，出現職員表和南台灣景色，同時傳來梁文音唱「風光明媚」的聲音。她就是我們一直等待的「魯凱公主」。作品中擔任主要角色的兩個台籍演員（范逸臣和梁文音）都有原住民血統，不會是巧合吧。現在，在「海角七號」成功的基礎上，魏德聖將推出真正關於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歷史的電影。他將給我們看多麼好看的彩虹呢？我等不及了。（二○一○年九月） 摘自《台灣為何教我哭？》內容
聽說魏德聖導演的新片「賽德克‧巴萊」已經殺青，令人好期待二○一一年的正式上映。他曾在媒體訪問中說過：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不僅給台灣留下了「恨的遺憾」而且也造成了「愛的遺憾」，「海角七號」是有關愛情，「賽德克‧巴萊」則是有關仇恨的電影，把兩者放在一起，才能呈現出殖民統治對台灣社會的整體影響。 眾所周知，魏導早在一九九七年就開始策劃了「賽德克‧巴萊」。當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，台灣電視台報導原住民向政府要求「還我土地」的消息。原住民要尋回民族尊嚴的精神使魏導敬佩。他研究霧社事件，寫出了「賽德克‧巴萊」的腳本。但是籌集資金不容易，加上大家都說「關於日治的電影不賣座」。為了證明自己靈感之正確，他先著手於成本比較低，且一樣有關日治的影片，那就是「海角七號」。 「海角七號」在台灣電影史上創造了許多方面的突破。我特別佩服該片為原住民塑造了很正面的形象。誰忘得了傷感的歐拉朗（「我想唱歌」）和熱情的勞馬（「她是我的魯凱公主」）？何況他們的職業是警察。以往在台灣電影裡，原住民的角色不是「老莫的第二個春天」中外省老兵花錢買的新娘，就是在「超級公民」裡被槍斃的殺人犯。要追溯到日治時代，就是「沙鴦之鐘」裡送行日本老師出征的路上落水喪命的「番婦」了。沙鴦送行的老師其實也是警察，因為當年在山地管治安的日本警察兼任了管教化的學校老師。總之，在我過去的印象中，台灣電影裡的原住民似乎只有被教化、管治、收購、逮捕、槍斃的份兒，不是被瞧不起，就是被同情的。所以「海角七號」真教我大開眼界了。原來，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社會，有會操流利國語、台語的原住民警察，向漢人郵差（實際上由阿美族血統的范逸臣飾演）罰款，因為他「顯得特別倒楣」。丹耐夫正若和民雄，兩位排灣族音樂家飾演的警察父子，可以說是台灣原住民形象的紀念碑。 關於「海角七號」的背景，魏導也說過，他要選擇「一看就知道是台灣」的地方。他選的不是台北也不是台南，居然是屏東縣恆春鎮。在影片開頭，主人翁阿嘉罵了一聲台北，摔了一把吉他，騎上摩托車縱貫台灣，最後抵達的家鄉，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無疑是圍牆。那是一八七九年竣工的中式城牆，建設的目的不外是防禦日本軍隊進攻，因為早五年發生的牡丹社事件中，西鄉從道率領的三千多名日本士兵登陸恆春半島，跟當年琅嶠十八社中的牡丹社、高士佛社族人交了火。本來公然道「生番地不載版圖」的清政府，終於認識到事情之嚴重性，由欽差大臣沈保楨奏請朝廷在戰場附近設置的縣府，就是阿嘉的家鄉恆春鎮。台灣電影歷史上最賣座的作品，既圍繞著台日戀情，又以牡丹社事件場地為背景，導演的用意實在不簡單了。 今天，據人口統計，恆春鎮居民大多數為漢人。但是，開十幾分鐘的車去鄰近的牡丹鄉，原住民人口就超過九成。我前些時做了一趟「海角七號之旅」，出乎預料之外，在牡丹鄉村門邊看到了十八幅剛揭幕不久的大壁畫，用鮮豔的色彩描繪著牡丹社事件的始末。旁邊還有當年被日軍殺害的牡丹社頭目阿祿古之塑像。顯而易見，一百多年前的歷史事件，在當地，仍然是活生生的社區記憶。路邊手工藝品店的老闆娘自我介紹說是「頭目第四代直系的公主」。她的膚色、體格都彷彿影片裡的警察父子，也不足為奇了，畢竟大家都是排灣族。但是，誰會想到，鋪子中間竟擺著日本製造河合牌大鋼琴，屬於正在德國音樂大學進修的她小兒子（「大兒子在台南做醫生，女兒嫁給瑞典人了」）？謝謝「海角七號」，教我刮目相看台灣原住民的生活現實。 一心想要拍「賽德克‧巴萊」的魏德聖，為了籌集資金而策劃的「海角七號」，果然一點也不缺乏原住民文化因素。例如，影片裡重複出現的彩虹（每次都暗示連接兩個不同的時代），隱約地引用著原住民神話。據「賽德克‧巴萊」小說本，賽德克人等台灣原住民族相信，只有勇士才能通過彩虹橋去見祖靈。 「海角七號」中，從日本寄來的包裹上寫的收信人是「台灣恆春郡海角七番地小島友子樣」。但是，很奇怪，當地老郵差茂伯對這個地址和人名都沒有印象。他和阿嘉去到處訊問，也沒人知道「海角七番地」在哪裡，教人懷疑這地址是否真正存在過。最後，明珠把她祖母的地址寫下來，由友子轉交給阿嘉。囑咐他去送包裹的友子，把原住民手工的「勇士之珠」給阿嘉戴上，同時天空上出現一道完整的彩虹。也就是說，阿嘉跨越時空去見祖靈的條件成熟了。果然，他騎的摩托車，在草原上路過一九四五年的日本老師。送好了包裹後，阿嘉不直接回音樂會場地，反之去漁港一個人坐一會兒，在堤防上凝視著五線譜，把歌名〈國境之南〉改寫為〈海角七號〉。那應是一種正名行為。原來，電影片名「海角七號」並不是日治時代舊地址，而是阿嘉創作的歌曲名稱。他給（被日本老師放棄的）老友子遞送了信件，意味著代表台灣的年輕一代和鄉土的歷史達成了和解。之後，回到音樂會場地的阿嘉，不再是被「他媽的台北」否定的失敗者而是鄉土的勇士了。他在台灣最南端的沙灘上抱住友子，說出那句「留下來，或者我跟你走」。 關於阿嘉帶領的彩虹樂隊演奏的三首歌所起的感情淨化、療傷作用，我在別的地方已經寫過，不再重複了。在這裡，僅只要強調：音樂會場面感動觀眾的極大力量，主要來自台灣原住民神話。樂隊成員們跟阿嘉一樣，戴上了原住民傳統的琉璃珠以後才變得很勇敢，站到舞台前邊來唱自己的歌兒的。他們擺脫沉默伴奏者之地位，要集體擔任主唱了。原住民文化是台灣社會的起源，以具體行為表現出對其的認同與尊敬後，方可能理直氣壯地宣布自己也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主人，擁有唱歌的權利。 電影最後，我們終於看到一九四五年的小島友子穿著一身潔白的洋服，領著笨重的大皮箱，站在台灣最北端基隆碼頭，尋找日本戀人的鏡頭。她的一雙眼睛表達著很多事情，嘴巴卻一直閉著不出聲。然後，畫面突然切換，出現職員表和南台灣景色，同時傳來梁文音唱「風光明媚」的聲音。她就是我們一直等待的「魯凱公主」。作品中擔任主要角色的兩個台籍演員（范逸臣和梁文音）都有原住民血統，不會是巧合吧。現在，在「海角七號」成功的基礎上，魏德聖將推出真正關於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歷史的電影。他將給我們看多麼好看的彩虹呢？我等不及了。（二○一○年九月） 摘自《台灣為何教我哭？》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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