恆春半島筆記

恆春半島筆記
離開高雄,我們要往南,向恆春半島出發了。 長久以來,我都以為「台南」就在台灣之南端。那是大錯特錯。其實,台南之南還有高雄,高雄之南還有將近九十萬人居住的屏東縣。如果沒有看「海角七號」的話,我有可能永遠注意不到這個風光明媚,充滿魅力的地方。 看完影片之後,我才第一次仔細看了南台灣地圖。原來屏東縣在台灣島的西南至最南部,總面積達二七七五平方公里,由一市(屏東市)、三鎮(潮州鎮、東港鎮、恆春鎮)、二十九鄉組成。位於北回歸線之南,屏東縣大部分屬於熱帶氣候。自古以來南島語系原住民各族生活的熱帶森林,清代漢人稱之為「阿猴林」。「海角七號」的背景恆春半島,古名琅嶠,則在屏東縣最南部,也就是最南之最南,西面台灣海峽,南面巴士海峽,東面太平洋,乃三面瀕水的天涯海角。就是在這裡,中華文明與南洋文明相逢的。 恆春半島的面積有五百多平方公里,比台北市大一倍,分成一個鎮和三個鄉。位於西北部的車城鄉(人口約一萬)以及西南部的恆春鎮(三萬多)面對台灣海峽,大多居民為漢人。反之,在太平洋岸,位於東北部的牡丹鄉居民(五千)中,原住民比率超過九成。東南部滿州鄉(八千六百)的居民,也有大約四分之一是原住民。跟漢人城市台南、高雄不同,恆春半島的居民直到清末為止都以原住民為主,乃當年所謂的琅嶠十八社。 地理上和交通上,這兒可以說是台灣的邊緣。從基隆、台北,一直沿著西海岸往南下來的環島鐵路,沒進入半島以前,就向東拐彎,要越過中央山脈往台東去。結果,在鐵路王國台灣,恆春半島是坐鐵路無法抵達的陸上孤島。從高雄過去,只好開兩個多鐘頭的汽車或者坐三個鐘頭的巴士,總之有一段路,用天涯海角一詞來形容此地,並不算誇張。 然而,事實之奇勝過小說。我邊看地圖,邊閱讀南台灣的歷史,驚訝地發覺:在這天涯海角上,日本帝國主義留下的痕跡可不少。例如,在「海角七號」裡,標誌著阿嘉家鄉恆春鎮的城牆,即友子坐的小巴無法通過的那城牆,就是一八七九年為了防禦日本軍隊之進攻而建設的。一八七四年,有三千多名日本士兵向琅嶠「蕃社」(今天的排灣族社區)進行了攻擊,迫使清政府趕緊在此地蓋座圍城,並鼓勵漢人移居,以便鞏固防禦。連一百多年後的今天都不容易抵達的天涯海角,當年日本軍隊怎麼想到攻擊的呢? 那是中國在鴉片戰爭後逐漸陷入於半殖民地狀態,日本卻經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,逐漸要成為列強之一的年代。一八七一年,當琉球群島宮古島的居民,往琉球首府那霸運送租糧回鄉之際,因颱風遭難,漂流到恆春半島東岸來,在登陸求助的六十六名船民當中,有五十四名不幸被當地原住民(排灣族,高士佛社人)殺害了。十九世紀的南海、東海,有各國船隻航行,之前也發生過遭難的船員被台灣原住民襲擊,由本國政府提出抗議的案件;清廷卻一貫主張原住民是「化外之民」,並且以「生蕃地不載版圖」為由,拒絕介入取締。在這個情況下,美國駐廈門領事李讓禮(Charles W. Le Gendre,或譯李仙得)就直接跟琅嶠十八社的大頭目卓杞篤簽過和約,以確保西方海員之生命安全了。那就是一八六七年簽訂的「南岬之盟」。日本政府都知悉這些情形,也聘請李讓禮等西方人士擔任外交顧問。儘管如此,琉球船民事件發生後,日本政府還是偏偏要求北京清廷處分加害者,一遭拒絕馬上派兵到台灣,跟琅嶠十八社之中的高士佛社、牡丹社交了火。這場戰役叫做牡丹社事件,乃近代日本頭一次的對外侵略戰爭。 換句話說,日本後來占領台灣,向廣大中國大陸進軍的第一步,就是從今天的屏東縣恆春半島牡丹鄉等地方開始的。而且那次日本出兵的過程,也果然特別不光榮。首先,開戰之前沒有通知清政府,違反了國際慣例。第二,對日本國內也沒有公佈軍事行動。第三,英美等國家收到情報以後表示反對,日本政府發出了中止命令,然而內務卿大久保利通陽奉陰違,默認了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的獨自專橫,結果還是打起仗來了。眾所周知,這始末跟大約六十年後(一九三一年)九一八事變擴大的過程一模一樣。對此,日本最有名的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,就在長篇小說《宛如飛翔》裡道破過:「大久保的做法類似騙子。可以說是官制的倭寇。」 漂流民遭難事件中,被殺害的琉球宮古島人,本來在法律上的國籍歸屬並不清楚,因為琉球王國長期受大陸政權(明朝、清朝)冊封的同時,亦隸屬日本薩摩藩。透過牡丹社事件,日本政府不僅從清廷得到了五十萬兩銀的賠償金,而且使國際社會承認了琉球群島屬於日本領土,其居民是日本國民。今天歷史學家都同意:琉球船民遭難只是藉口,明治政府早就對南方島嶼有領土野心的;首先確保琉球,然後瞄準台灣。早在一八七四年向琅嶠出兵之前,日本政府已經研究過能否進一步占領台灣東部未屬清朝版圖的部分。 面對著來自日本的軍事壓力,清廷派到台灣來的欽差大臣沈葆楨下令建設了恆春城。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,雖然主要戰場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地區,但是日本軍隊趁機占領了澎湖,以便封鎖台灣海峽,迫使清廷同意割讓台灣,終於實現了二十年來的宿願。 近代以後的日台關係史上,恆春半島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。而這個關係,從最初就圍繞著台灣原住民的。恆春半島東部滿州鄉的美麗草原上,至今有「高砂族教育發祥之地」的石碑。「高砂族」是日治時代對原住民的稱呼。一八九五年簽訂馬關條約,日本正式從清朝獲得台灣以後,第二年就在此地開設了「恆春國語(日語)傳習所豬束教場」,乃全台灣第一所以原住民為對象的學校。顯而易見,天涯海角般的恆春半島,由大日本帝國看來,倒有戰略上的重要性的。殖民統治者認為:穩定經營新領土,應該從教化原住民著手。因此在「蕃社」開設了日語學校,也把部分人派遣去日本或其他國家,好見識見識外面世界,也讓外面的世界看看他們(即大日本帝國的新屬民)。 教我仰天長嘆的是,在後來一百四十年的日台關係史上,恆春半島的原住民一直不停地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比如說,一九一○年在倫敦舉行的日英博覽會上,由高士佛社(現牡丹鄉高士村)派去的一些原住民,實地演出了「蕃社」的生活狀況。整整一世紀後的二○○九年,日本放送協會電視台(NHK)播放的紀錄片「亞細亞的一等國」,把當年日英博覽會的「蕃社」展覽形容為「人類動物園」,引起了日本右派團體的強烈不滿,結果控訴NHK的民事官司原告團中,就有來自高士村的排灣族代表。 又比如說,也在二○○九年,日本女導演酒井充子(一九六九年出生)問世的紀錄片「台灣人生」中,代表著原住民,一貫用日語表露親日情緒的塔里古‧普家儒漾。他一九二八年出生於高士佛社,乃牡丹社事件中被殺害的頭目之第五代子孫,根據台灣《原住民新聞雜誌》報導,曾在日治時期,由於自己的血統,隱姓埋名過日子。國民黨遷台以後,他以漢名華愛畢業於陸軍官校,做了中華民國國軍上校,後來還擔任了第一位原住民立法委員(國民黨籍)。從一九五○到一九六○年代,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原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、原日本陸軍少校富田直亮等人祕密培養了中華民國國軍幹部的所謂「白團」,他也做過日語翻譯。 摘自《台灣為何教我哭?》內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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