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歷史回想]．1920年代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」的回顧

[歷史回想]．1920年代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」的回顧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

圖：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」理事會議留影（前排左４林獻堂，左５楊肇嘉） 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」是由「台灣民眾黨」出走的右翼知識菁英所成立的政治團體，主張在合法的前提下，追求地方政治的改革，是1920年代非武裝抗日運動最後的一股力量。 1927年，「台灣民眾黨」成立以後，隨著台灣局勢的演變，工農運動漸成社會運動的主流。蔣渭水領導下的民眾黨，積極發展勞工運動，也與簡吉領導的「台灣農民組合」取得連繫與合作，引起黨內右派分子的不滿，認為蔣渭水的路線「有違黨則」。 1930年1月，楊肇嘉自日本東京返台後，積極鼓吹「地方自治改革」， 2月，林獻堂、林伯壽、蔡培火、羅萬俥、蔡式穀等人聚會，討論另組政治團體，與蔣渭水領導的民眾黨區隔。民眾黨得知消息，於3月份的中央委員會議中做出決議：「凡是黨員不得參加黨以外之政治結社及為其發起人」，希望阻止內部分裂，然而仍然無法挽回，雙方終於正式決裂。 8月17日，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」正式，以林獻堂為議長及顧問，楊肇嘉等五人為常務理事。這個政治團體成立的最大特色是強調單一目標，即「促進地方自治制度的實施」，而且容納在台灣的民間日本人參加，以淡化民族運動的色彩，純粹訴求落實民主，改革台灣現行的地方政治制度。

圖：楊肇嘉 地方自治聯盟成立之後，由於有不少地方士紳及資本家加入，且只採取「請願交涉」的溫和改革路線，因此被「新文協」、「台灣農民組合」、「台灣工友總聯盟」等左傾團體批評是「資本家的結合」、「總督府的御用團體」。 面對「反動」、「退縮」、「妥協」、「投降」種種譏評，地方自治聯盟採取隱忍的策略，而不與其它政治團體進行對抗。林獻堂強調，地方自治聯盟追求的目標，與民眾黨的是一致的，都是為了台灣自治的目標而努力。 唯一不同的是，地方自治聯盟的右翼菁英承認了政治現實，認為無法推翻日本殖民統治，所以反對激烈的鬥爭或革命路線，以避免無謂犧牲，而主張體制內漸進改革。自治聯盟的成員也多出身地主及資產階級的背景，因此亦反對以工農階級為中心的社會革命路線。 地方自治聯盟成立之後，積極舉辦「政談演說會」，動員幹部至全島巡迴演講，並發行宣傳小冊，以宣揚地方自治的理念，也屢次向總督府提出地方自治的建議及請願書。當時台灣各地方政府（街庄）雖然設有「協議會」，但協議員只扮演提供諮詢的角色，又全數由官方指派委任，毫無民主可言，也不符地方自治的精神。這種不合理的地方自治制度，就成為自治聯盟的主要訴求的政治改革。 1931年起，台灣島內政治社會運動的形勢有了劇烈的轉變。2月，台灣民眾黨遭總督府命令解散；6月，台灣共產黨遭到大檢舉及逮捕，農民組合、新文協、台灣工友總聯盟隨之消聲匿跡或歸於沈寂，地方自治聯盟成了唯一倖存的政治團體。這是因為地方自治聯盟的政治主張及訴求較為溫和，所以總督府尚能容忍其存在。

圖：蔡培火 1931年8月16日，地方自治聯盟在台中召開第一屆聯盟大會，會中悼念蔣渭水的逝世，並通過幾項宣言及決議，例如賦與公民權參與普選選舉、確立州市街庄的自主權、由官方任命的諮詢機關改為民選的議會機關、改革行政機關組織、實施義務教育等。同年11月向台彎總督提出上述建議書。 民眾黨被禁之後，島內抗日運動漸趨於沈寂，自治聯盟內部的積極份子曾發出改革之議，希望能擴大運動，但遭到大會否決，自治聯盟始終採取溫和保守的政治改革路線。而1920年以來台灣人民各種政治社會運動的抗爭下，總督府也有意改革地方政治制度，釋出部份的自治權力，以安撫社會的不滿情緒。 1934年9月2日，林獻堂主動宣布終止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，總督府也釋出善意，10月宣布，將於1935年實施台灣地方自治。次年（1935年）4月，總督府公佈地方自治的法令，市設「市會」，街庄設「協議會」，議員半數由官方指派，半數由民選產生。市會議員擁有議決權，而街庄協議員只擁有諮詢權。由於議會代表的半數仍然由官方指派，因此這只是形式上的地方自治而已。 而選民的資格有嚴格限制，規定須繳納市稅或街庄稅五圓以上，而且年滿25歲以上的男子，且在同一地區居住六個月以上者才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。選舉制度排除了婦女及貧民的參政權。 地方自治聯盟認為台灣總督府頒布的地方自治內容，議員僅半數民選，街庄協議員的職權又受限制，因此表達了反對的意見。雖然感到不滿，但交涉無效，無法改變總督府的政令，最後只是發表了措詞溫和的聲明：「總督府的自治制度改正條例中，雖然今有許多缺陷而不能滿足民意，但比舊制度已稍有進步。」、「將繼續督促，以期地方自治的完全實現」。 同年8月17，地方自治聯盟舉行第三屆聯盟大會，並於會中決議，推薦及支持適當的人才參與即將到來的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員選舉。1935年11月22日，台灣舉行第一屆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員選舉。地方自治聯盟在台北、新竹、台中、嘉義、台南、屏東等支部，推薦17名盟員出來競選，結果當選11人。 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的地方自治選舉，投票率高達95.9%，只具諮詢性質的街庄協議員多由台灣人當選，而擁有議決權的「市會」議員，日本人與台灣人比例為51：49，仍以日本人佔了多數。

圖：林獻堂 1937年7月7日，「蘆溝橋事件」之後，中日爆發全面戰爭，日本軍國主義氣焰熾盛，時局敏感，加上「祖國事件」的影響（註1），地方自治聯盟也倍感政治壓力，而於8月15日自動宣布解散。1920年代以來台灣非武裝抗日政治社會運動至此劃下了句點。自治聯盟部份民族意識強烈的幹部，例如蔡培火、楊肇嘉則在戰爭期間前往中國，以實際行動參加對日抗戰。 太平洋戰爭期間，總督府積極推行「皇民化運動」，在各地成立「皇民奉公會」。地方自治聯盟的成員多為地主、士紳等社會名流，大多被網羅參加皇民奉公會，而迫於形勢，他們也不敢不加入。例如，林獻堂參與皇民奉公會台中支部的業務，後來也被聘任為總督府評議員，1945年4月獲選出任日本貴族院的國會議員，其他如蔡式穀、林呈祿、陳炘等舊聯盟幹部也都被迫加入皇民奉公會。 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戰敗投降。林獻堂等人歡慶台灣如願重歸祖國，終於能一吐怨氣，地方自治聯盟舊成員紛紛重新活動。林獻堂組織「祖國光復致敬團」，前往南京向國民政府致敬，並歡迎陳儀赴台就就職。 陳儀來台就任台灣最高行政長官之後，卻不願重用日據時代曾擔任過皇民奉公會幹部的台灣士紳，甚至懷有敵意，欲以「漢奸」名義法辦一些台灣士紳，林獻堂一度也在逮捕名單之中。陳儀完全無法體會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，身為台灣人的悲哀與委曲心情。 台灣省參議會成立後，林獻堂獲選為參議員，議長選舉時，林獻堂為眾望所歸，但受到陳儀的壓力，林獻堂只好自動聲明退出選舉，最後由陳儀所支持的，自中國返台的台灣人黃朝琴當選議長。林獻堂是當時台灣最孚眾望的社會領袖，不料光復後卻屢遭政治挫折，經歷幾次打擊之後，最後對政治絕望而選擇避居日本，終老於他鄉。

圖：台灣地區受降典禮（1945.10.25） 二二八事件之後，繼之而來的國共內戰，時代的動盪，使台灣知識菁遭遇不小的打擊，但整體而言，政治立場屬於右翼，走溫和改革路線的台灣自治聯盟的舊幹部，際遇相對較為幸運，多能躲過這一時期的政治風暴。 台海局勢穩定之後，國民政府開始在台實施地方自治，不少昔日地方自治聯盟的菁英投入選舉，而在政壇嶄露頭角。例如，吳三連曾當選台北市長；楊肇嘉出任台灣省省府委員、民政廳長等職；蔡培火參選成功，成為立法委員，後來獲聘為行政院政務委員、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。 戰後台灣維持了長期的軍事戒嚴體制，左派知識菁英遭到白色恐怖的整肅，幾乎消失殆盡，而右派的台獨人士則避走海外，只剩下走溫和改革路線的政治菁英得以續存，在地方自治的層級裡追求體制內的政治改革，情況一如1931年時的坎坷命運，只能以隱忍、漸近的方式，在威權體制下繼續追求台灣的民主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