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讀高中歷史課本－日治時代的台灣（四）：近代化影響下的文學、劇戲、歌謠與美術

重讀高中歷史課本－日治時代的台灣（四）：近代化影響下的文學、劇戲、歌謠與美術

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

圖：「台灣新文學之父」－賴和 ◎台灣新文學 日治時代初期，台灣的文學仍以傳統的漢文詩社為主，隨後由於教育日益普及，識字人口比例提高，提供了新文學創作的環境。作家初期以中文寫作，中期則中文、日文兼有，後期的作家則以日文寫作為主。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學家經歷殖民統治，因此擅於反映弱勢族群的心聲，以及殖民地人民的悲哀。其中著名的兩位代表作家，一是具有醫師背景的賴和，一是出身教師的吳濁流。 賴和（1894－1943）：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，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，透過冷靜、客觀、寫實的文筆，反映當時台灣的社會問題，他認為台灣人民的痛苦既來自於日本的殖民統治，也源自於民眾的愚昧，被奴役的封建思想所束縛，因此透過文學，深刻描寫現實問題，破除陳舊的社會觀念，作品充滿反殖民統治的民族情感與人道精神。 1925年，賴和發表了台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文《無題》；1934年，被推舉擔任當時台灣最大的文學社團「台灣文藝聯盟」的委員長（註1），在台灣文學史上，賴和影響了許多後起的作家，而被尊為「台灣新文學之父」。 吳濁流（1900－1976）：出身於師範學校的吳濁流，寫過不少長短篇小說，作品主調反映出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，永遠無法擺脫被欺凌的宿命。他著名的長篇小說《亞細亞的孤兒》，將台灣比喻為國際孤兒，，反映出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的悲哀與無奈。吳濁流主要以日文寫作，戰後才陸續有一些中譯本出現。成長於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，由於接受日本教育，因此後來多以流利的日文從事寫作（註2）。

「台灣新舞台」（大稻埕）－當時重要的表演場所。 ◎文化劇的誕生與發展 日治時期，總督府對於台灣傳統的戲劇活動，並沒有採取嚴格的規範或限制，因此許多中國的傳統的地方戲劇，例如歌仔戲、布袋戲、皮影戲、九甲戲、四平戲都流行於台灣。直到日治晚期，總督府推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才開始打壓土本戲劇。 1920年代，由於受到近代西方文藝的影響，當時亦逐漸流行西方戲劇，這種有別於傳統的戲劇型態，被泛稱為「新戲」。其中以台北的「星光劇團」為代表。這種新型態的戲劇，主題內容較深刻，且較具藝術性，加上票價不便宜，一般民眾較不容易接受，因此流行於文化及知識界。一般民眾則還是以欣賞傳統的戲曲為主。 當時「台灣文化協會」（文協）為從事文化啟蒙工作，除舉辦各種演講之外，也採用話戲的方式以介紹新思想觀念給社會大眾。1923年「文協」就增列了「為改弊習，涵養高尚趣味起見，特開活動寫真會、音樂會及文化演劇會」的條文。「文協」推行的「文化劇」，屬於所謂的「宣傳劇」，作品內容較缺乏藝術性，而是以宣揚社會改革及政治目的為主，因此常受到總督府的關注與監控。 1920年代起，出現了一些以商業考量的「改良戲」，例如傳統的歌仔戲在這一時期經過改良後，風靡全台，成為當時大眾流行文化，而文化劇曲高和寡，對大眾的影響反而有限。

圖：台灣創作歌謠的作曲家－鄧雨賢 ◎近代流行歌謠的興起 台灣的傳統歌謠多屬於自然衍生出來的民間歌謠，傳唱已久，不知作者何人。1917年，總督府曾蒐集各地民歌、童謠，編成《台灣的歌謠及名著故事》，成為台灣第一本歌謠選集。後來，《台灣民報》亦曾倡導整理台灣傳統歌謠。直到1943年，呂泉生才第一次以西洋的五線譜記錄了台灣傳統的自然歌謠，而呂泉生所帶領的「厚生合唱團」，也是第一個演唱台灣民謠的合唱團（註3）。 當時的台灣在近代教育的洗禮下，培養出一些具有西洋樂理基礎的音樂人才。1930年代，因運社會的需求而開啟了台灣創作流行歌謠的時代。台灣第一首流行歌曲《桃花泣血記》在1932年問世，當時因一部中國電影「桃花泣血記」在台上映，為電影宣傳而做的宣傳歌曲，不料卻到受到民眾熱烈歡迎。 當時的「古倫美亞（Columbia）唱片公司」看好這個市場，於是將這電影歌曲灌錄成唱片，推出後銷售創下佳績。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於是網羅音樂人才，大量製作流行歌謠，因此開啟了台灣創作歌謠的年代。這個時期的台灣作詞、作曲家，創造出不少至今仍膾炙人口的歌謠作品，例如《望春風》（1933年）、《雨夜花》（1934年）等歌謠（註4）。

圖：陳澄波作品《淡水夕照》（局部圖） ◎台灣美術地域色彩的形塑 日治時代的台灣畫家，接受近代教育的洗禮，除了傳承中國繪畫以外，也加入西洋畫、日本畫的風格及技巧，進而逐漸發展出具有台灣地域色彩的美術畫風。 1927年舉辦的「台灣美術展覽會」（簡稱台展），是台灣第一個大型美術展覽會，以後每年定期舉辦。主辦單位（台灣教育會，隸屬於督府文教局的外圍法人組織）的審查員主張，位於亞熱帶台灣，自然環境景色呈現獨特的南方色彩，因此不必一味追隨日本的繪畫潮流，應發展出具有台灣地域色彩的美術作品。這種宣示，使得台灣的美術受到鼓舞，朝向著重「地域色彩」（local color）的方向發展。 然而在總督府及審查員的評審規範下，日治時期的台灣畫家多以生活周遭的事物為題材，以表現台灣鄉土的地域色彩取勝，作品較少觸及社會寫實。雖然處於總督府的威權統治下，台灣畫家默默地為台灣的近代美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（註5）。（～待續）